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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二三事（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李致二三事

◎徐棻

李致同志在省上，我在市上；他是领导，我是平民。一般来说，我们之间距离不小。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他却是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好兄长，一个可以永远信赖的老朋友。

我第一次和李致同志近距离接触，正是我的一个戏被责令停演的时候。那是1987年，成都市川剧院联合团演出了我与胡成德合作的川剧《大劈棺》。这戏在确定剧名时，我们犯忌了——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禁演的戏名《大劈棺》。用这个旧名当时只为招徕观众，果然也招徕了不少观众。我们自以为得计，简单地以为叫什么名字没关系，内容才是重要的。谁知演了没几天，一个上级有关部门便打来电话，说《大劈棺》是禁戏，责令我们立即停演。剧团傻眼了，不敢抗拒上级部门；市文化局沉默着，不好得罪上级部门。常言说“剧本是编剧的儿子”，我这个当“妈”的着急了。得知消息时，我先是震惊，后是委屈。在听说下达指令的人并没有看过戏时，我愤怒了，心想，官司打到北京，我也要为这个戏平反。我决定先去省委宣传部找李致同志。他看着我气鼓鼓的样子笑了起来，连忙安慰我说，演一个戏很不容易，不能轻易停演，何况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待我心平气和后，他又说，你们为什么不主动请人家看戏呢？听我说送了票，他又开导我说，演出这种特殊题材的作品，如果事先能与有关方面沟通沟通，就不会产生误解了。这时我才若有所悟：自己满脑壳“编剧思维”，对别的事可谓一窍不通。最后他给我出主意，叫我请市文化局打个报告说明情况，他在上面批几个字才好办理；又叫我给戏另外取个戏名，以避免误会。回来后，我立刻照办。没过几天，改名为《田姐与庄周》的这个“禁戏”，便又重新开始公演。

1990年3月，由中国剧协《剧本》月刊社联合成都市文化局和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在成都举行我的“剧作研讨会”。事前，中国剧协的同志告诉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徐棻戏曲选》将在召开研讨会时发行，但这部书中选入的主要是“文革”以前的作品。他们建议我再出一部1980年以后的“作品选”，说这会有助于研究我的戏。我认为这建议很有道理，便说给李致同志听。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这件事我可以帮忙。”在他的运筹下，四川文艺出版社免费为我出版了《探索集》（收入五个大戏和十四篇文章），并承诺赶在3月之前出版，好把两部选集同时送到与会者的手中。我带着感激的心情，请李致同志为《探索集》写序。有趣的是，他在序的开头写下了“徐棻与魏明伦”如何如何，在序的末尾又写下了“魏明伦与徐棻”如何如何。我看了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好意思问个所以然。倒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忍不住了。他建议李致同志把魏明伦的名字删去，因为这部戏里的东西与魏明伦丝毫无关。有一天，李致同志特别叫住我，对我说：“你和魏明伦是我们省里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你们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我在为你写序时故意提到他，是想表示我对你们两个都同样看重，也希望别人能这样对待你们两人，这有利于川剧事业。所以我不打算删改，请你不要介意。”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是不愿意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让其中的某一个感到受了冷落或受了伤害。一个领导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两个编剧，希望他们永远在愉快的心境中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份对川剧事业细致入微的关怀，也真够让人感动的了。

1992年，法国文化商拉圭尔先生一行三人来四川选戏。他们在成都、重庆、新都看了五台戏后都不满意，说“一台也选不上”。由于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正好是他们的朋友，那朋友委托他们来看望我，所以他们在离蓉前便请我去锦江宾馆共进午餐。餐桌上谈起戏来，拉圭尔先生便数落了川剧很多缺点，逼得我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一番辩驳。我本来以为他会不高兴，谁知他竟坦率地承认我说服了他。回到法国后，他来信请我担任艺术指导，要求我为他修改加工《白蛇传》。正式的邀请函随即到来，邀请我所在的成都市川剧院三团携《白蛇传》赴法国演出。不料这件好事却被卡住了。先是卡在文化部。有人去文化部告我“私会外国人”，言下之意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待事情澄清后，文化部开了绿灯，但又卡在了省内，而且久久没有松动的迹象。无奈之下，我又去省委宣传部找到李致同志。向来以川剧整体利益为重的李部长，一如既往地立刻表示支持。他认为能向国外观众介绍川剧是件大好事，不论是省上的剧团，还是市里、县里的剧团，只要有机会出国演出，有关方面都应该给予帮助。为此，李部长不但口头斡旋，电话劝说，还用宣传部的名义发下正式函件，要求有关部门放行。加上拉圭尔先生是中国的好朋友，深得我国驻法大使馆的信任；又加上文化部的积极干预，终使市川剧院带上我修改加工后的《白蛇传》如期抵达巴黎，并巡回演出于法国十六个大城市，为川剧在法国和西欧的演出播下良种，赢得声誉。

2000年春节，文艺界人士的“健康保护神”李枝华医生请朋友们吃“团年饭”，李致同志恰巧和我同桌。闲聊中不知怎地聊到我写川剧的话题上了，我便顺口说：“到明年，我当编剧就整整四十周年了。”李致同志道：“编了四十年的剧，不容易。应该给你祝贺一下。”我又随口说：“退休的人了，哪个管这些事哟。”他却十分认真：“退休了你还在编剧嘛。市文化局会管，省文联也会管。有机会我跟你们市上的领导说说。”我怕引起什么误会，劝他不要说。他却反过来叫我不要过问了，说这也不是个人的事，庆祝一下对鼓舞后进有好处。谁知事情竟这么凑巧，我俩的话刚说完没一会儿，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同志来了，而且被主人安排在我们这一桌。李致同志对我一笑说：“机会来了。”他扭过头去和黄书记寒暄几句后，就说了“四十年”的事。热情爽朗的黄书记一听，马上笑道：“四十周年，好呀好呀。该祝贺，该祝贺。”这时，恰好成都市文化局的严晓琴局长来了，而且被主人安排在黄书记身边，打过招呼后黄书记就说：“晓琴，明年徐棻同志编剧四十周年，我们好好给她办一下。”严局长听了也很高兴：“正好，明年我们要出版上下两卷的《徐棻戏剧作品选》。在这部书的首发式上，我们开一个隆重的座谈会来祝贺徐棻同志的编剧四十周年。”2001年12月15日，“徐棻戏剧创作四十周年暨《徐棻戏剧作品选》出版大会”在成都川剧艺术中心隆重举行。当我看见李致同志以抱病之身拄着拐杖、被人搀扶着前来出席座谈会时，觉得有许多话涌上心头。我很想对他说些什么，但又不知向他说什么才好。

我和李致同志在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中相处过；在省文联的工作中相处过；在四川省政协的工作中相处过。他还在省政协成立过“川剧工作室”，让我担任“常务副主任”。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接触不少，谈话也多，但直接和我有关的事，却只有前面说的那几件。那几件都是小事。不过，有的小事如果轻率地处理，也可能变成“大事”，至少会影响当事人的积极性和有关方面的团结。而李致同志在对待有关川剧的各种人和事时，总是耐心地化解着矛盾，努力地加强着团结，循循善诱地鼓励大家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只有那些品质优秀的人才能做出的、一种隐形然而具体的贡献。现在，川剧还能以其质优量多、出人出戏居于中国戏曲之前列，不能不说与李致同志前些年扎扎实实的工作有关。所以，我认为他是继成都市李宗林市长、重庆市任白戈市长、四川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之后，把川剧认认真真放在心上的一位领导人。为此，我愿向他致敬，并愿向他说一声：“为了川剧事业，谢谢您！”

2001年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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