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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

编者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走出的中国出版人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那是一个在中国出版史上值得铭记的时代。当时，四川出版人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率先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出版了一大批好书，为出版改革做出了贡献。本期，汪家明编委约请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张京，采访四川出版业的两位老出版人——李致和李正模，请他们回忆四川出版业当时的情况。此书仅收录对李致的采访。

整理者记录和整理口述人亲历、亲见或亲闻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加鲜活的研究素材。但是，口述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口述人的观点、记忆准确性等，都可能对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在使用口述资料时需特别引起注意的。我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进行口述出版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更多有思想、有内容的口述史文章。

一、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

四川出版在全国产生影响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和湖南、吉林等省的出版社一起，突破传统的束缚地方出版的“三化”方针，“三化”就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

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省新闻出版局收到中国版协邀请我出席纪念座谈会的信。座谈会强调，地方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最大的举措之一。

宋木文（曾任国家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后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给湖南胡真（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所作《我的出版观》一书的序上，说湖南率先提出突破“三化”方针。我在你（指张京，时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支持之下编的《我与出版》那本小册子（1988年编印）里，说是四川率先提出突破“三化”方针的。

宋木文后来在成都主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的首发式，邀我参加，我与他说到此事。他通过魏善和（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干部，后任副局长）找到邓星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后任社长），看到陈翰伯（原国家出版局代局长）1980年2月15日给邓星盈的信。信上明白写着：“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一次。我对你社出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地方出版社去了。”宋木文曾写信给我，表示要改正他原来的说法；不过后来又说，说川、湘率先都无不妥。许力以（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非常支持我们“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他当时在抓《汉语大字典》。

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左）与李致在1986年全国书展

1979年“长沙会议”召开前，我和崔之富（时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商量，这次会上要低调，因为当时出版界对地方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有很大分歧。

“长沙会议”上，代表们就要不要突破“三化”方针争论较大。会议最后一天，我跟袁明阮（时任四川省出版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商量，还是要发个言，用我们这两年多的实践来说明问题。当天上午，我报名最后一个发言，随即在会场上写发言提纲。我发言后，很多地方同行来跟我握手。许力以对我说：“我支持你们出《李劼人选集》。”

“长沙会议”之前，胡真同志带队到四川访问，看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样书展后，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同行者讲，四川出本省老作家选集，我们为什么不能出？说这说那，类似情况不少。

出版界有些人，老把四川出版与湖南出版相比，好像我们两家有矛盾，总在争什么。其实，我们两家相互学习，互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胡真是1935年入党的老同志，我和他关系很好，我至今保存他给我的多封信件。他有两个“台柱”，都曾想调到四川来。一位是通过刘令蒙（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提出来的，后来北京一家出版社借调他去帮助工作，此事就没再提了；另一位托萧乾跟我说，想到四川来。当时我有顾虑，这两位同志都是学者和骨干编辑，我当然欢迎，但是怕人说是挖湖南的墙脚。1986年全国首次书展，我在北京见到胡真说起此事，胡真说这是他支持的。其中一位骨干要来四川，是感到湖南的编辑力量虽比四川强些，但湖南省的个别领导思想解放不够，不如四川。“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想来四川。我们为他安排了职务和住房，后因我调离出版总社，他才打消了来四川的念头。

二、四川出版的“书事”

为什么当年四川出版会异军突起？首先是书荒，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除马列著作和毛著、语录及“样板戏”外，其他都被批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不允许出。虽然中间也曾出过《红楼梦》等作品和鲁迅的书，但数量也不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新华书店曾出现“站一天一夜，买一本《一千零一夜》”的现象。北京印出书后分到四川很少，巴金在上海都曾托我给他买“四大名著”。四川当时近亿人口，靠北京几家出版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这是大的形势。

再就是四川出版的小形势。这就要提到江明（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20世纪70年代末调京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他掌握政策很好，把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面缩到最小。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有两位编辑，跟着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田禾搞诗集《进攻的炮声》，而自贡也搞了个什么“炮声”，四川就查这两个“炮声”。社里召开批判其中一位编辑的会，他很害怕，手都在发抖，但当他把问题说清楚后就解脱了。我马上派他到北京去组《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全力工作。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出版社正忙于清理，顾不上出书，存在一个空间，我们先走了一步。

四川最早抓的重点书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和毛主席圈阅过的《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印发上百万册，很受欢迎。出书后，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胡耀邦（时任中宣部部长）在茶话会上讲了话。我向他敬酒时，他对我说：“我收到你寄来的书。你们注意，不要搞宫廷文学。”我不了解他指什么，会后到耀邦家去问他，耀邦说：“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我说：“出这本书时，古典诗词还属于‘封、资、修’，不许出版，我们是打着毛主席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出书前，我曾请示过杜心源同志（时任分管宣传工作的四川省委书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赵紫阳），心源同志没有表态支持，但并没有反对。”

李致与作家严文井（右）

“拨乱反正”后，四川出版的“第一炮”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每天来买书的人很多，出版社成了“门市部”。《诗词若干首》也受欢迎，沙汀在北京，多次给我写信要买这本书。

这之后四川出版还做了几件“大事”。粉碎“四人帮”后，因广大人民群众怀念老一辈革命家，我们及时出版了李大钊、吴玉章、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罗瑞卿诗选》印了五十万册。后来又出了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诗集，以后又出了张爱萍的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了《陈独秀早期文选》，虽然当时影响不大，但说明我们出版社思想解放。

除《周总理诗十七首》外，影响很大的是《在彭总身边》。当时胡耀邦在中宣部，我寄了一本给他。他在中宣部的一次例会上讲：“昨晚我睡在床上，一口气看完《在彭总身边》，拿着就放不下来了，这本书写得很好，很生动，很感人。”这是在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

李致与作家王蒙（右）

柯岩的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影响也大。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安法孝让我们出四川作家的书，我们出了《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实际上给这十位老作家平了反。

之后，曹礼尧（原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小说组编辑）提出多搞一些近作，应该从全国范围考虑出老作家的书，包括北京的唐弢、丁玲、叶君健，湖南的康濯，上海的吴强、王西彦等二十位作家的近作。这一炮打得很响。茅盾、冯至开始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经过时间检验，不愿出近作；唐弢认为近作不分体裁不好。我说出版近作，能使读者知道这些老作家在“十年浩劫”后，不但健在，而且还有新作。在我的再三劝说下，他们就都同意把近作交给我们出版了。老作家们的近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多数作家只出了一本近作，以后自己出专集。只有夏衍出了两本近作，巴金出了五本近作，其中“近作五”《讲真话的书》，收入巴金在“十年浩劫”后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和《再思录》。

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沙汀、艾芜、高缨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室同志合影，前排左起：陈红、段传琛（高缨夫人）、艾芜、沙汀、高缨、李致、曹礼尧；后排左起：秦川、陈川、陈天笑、文甫、李定周、蒋牧丛、曾志明、杨莆（木斧）、金平

我找巴老商量，要求他把解放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交四川出版。当时，广东花城出版社出了这批书中个别作家的单行本。

巴金跟我说，与其你把文化生活社的书拿来一本一本出，不如你们自己出“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这之前，我们出版了邵子南、周文、林如稷、何其芳、陈敬容、陈翔鹤（陈翔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时还未平反）等六位川籍老作家选集。巴老一点明，我们就在全国组稿了。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沙汀、艾芜等四十多位老作家选集。这套丛书影响大，多次被选入国际书展。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杲说，在恢复作家的名誉上，其作用超过组织部的红头文件。

1980年秋，全国外国文学年会在成都举行，会后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副总编辑刘令蒙、文艺编室主任吴正贤与到社参观的全国著名翻译家合影

前排：左一戈宝权左二朱雯左三艾芜左四冯至左五罗大冈右一吴正贤右二黄源右三石璞

后排：左一李致左二刘令蒙左三赵瑞蕻左四王佐良左六叶水夫右二方敬右三倪受禧右四草婴右五陈冰夷

这一期间，四川人民出版社各个编室都有好书推出。

如政治理论编室（一编室）。现在看来，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这是张黎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上世纪50年代为《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给我写信说到编这套书的。他在信中讲，改革开放后，国外思潮是什么？先进观念和科学是什么？国人应该了解。我立即同意接受，把这封信拿给一编室，编室安排安庆国（时任编辑，后任“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主任）、倪进云（时任编辑），带着我给张黎群的信去北京找主编组稿。书陆续出版后，有领导同志就这套书给我打招呼，说内容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要注意把关。我回来后没有传达。以后是杨忠学（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分管一编室的副总编辑）、安庆国他们坚持搞下来的，共出了七十六种，发行了八百多万册。回过头来看，这套书在全国都站得住，得到大家的肯定。

再看文艺编室（二编室）。四川是诗歌大省，而出诗集是赔钱的。但我们出版社既出“四川诗丛”，又出艾青的《归来的歌》，李瑛的《李瑛诗选》，公刘的《仙人掌》和臧克家的诗，这些诗人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四川古代诗人陈子昂、杨慎的诗集，是戴安常（时为二编室诗歌组编辑）抓的，共出了四五本。戏剧类图书，出版了曹禺单本的《王昭君》和多卷本的《曹禺戏剧集》，还有陈白尘的《大风歌》。曲艺类图书，出了很多川剧单行本。还有四川方言剧《抓壮丁》，“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点名批判，我们也出了。对振兴川剧，四川出版是做了贡献的。我们还出了《马季相声选》，为此马季还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来说过相声。

还有少儿编室（原是二编室少儿组）：出了柯岩的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还有那三个小东西，即《七十二变》《猪八戒外传》和“小小连环画”（就是小开本的连环画）。还有“科学家的故事”丛书和陈伯吹、包蕾、鲁兵的书，再就是“小图书馆”丛书和“未来军官学校”丛书了。

美术编室是三编室，主任是王伟，思想也很解放。出了《张大千画页》（张长期在台湾）、《陈子庄画页》（陈子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有“历史问题”）。从《华君武画传》突破，出了“中国漫画家”丛书。年画《敬爱的元帅》质量高，发行量大。还出了《王朝闻文集》，可惜只出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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