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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新的宪法（第3页）

在这3年里，新中国在取得非凡经济成就的同时，政治、经济和军事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而结束过渡状态下的民主政治体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即将到期。

就在这个时候，是继续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还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国家的新宪法，已经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

经过党内的几次酝酿，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做出这个建议的会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主持。

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说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

他指出：

鉴于这种过渡时期已经过去，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国家的任务，就必须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求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今天，这一条件已经具备。

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所规定的职权，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在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们相继发言。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李济深、九三学社成员许德珩、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人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3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进行的同时，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适时的，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成立两个法律起草委员会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专门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制定宪法的问题。

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周恩来在会上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做了详尽地说明。

他说：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兹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报告之后，会议进行了细致、严肃而热烈地讨论。

为了顺利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决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奚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延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决议责成两个委员会尽快制定自己的工作程序，开始工作，做好全国人大召开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在讨论结束时作了总结，充分说明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必要性。他说：

为什么现在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就是争这个民主。那个时候一向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政府要民主，那个政府就说：我们总是要搞民主的，但就是不给。

现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民主。全国人大的选举，今年不办，就要明年办，或者后年办。与其明年办，不如今年办。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

会议最后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还同时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聘请顾问对宪法研究推敲

1953年1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宋庆龄等32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为慎重考虑，决定聘请顾问。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要规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等等，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十分复杂。

与一般法律相比，宪法的制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法律规范要明确，文字表达既要简明扼要，又要有高度的概括性。因此，宪法的起草需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

出于这种考虑，宪法起草委员会一开始就聘请了法律专家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聘请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从各个角度对宪法草案进行研究推敲。

周鲠生，曾用名周览，1889年生于湖南长沙，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是新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权威。

因此，当宪法草案涉及国际法方面的内容时，毛泽东充分尊重这位国际法专家的意见。1954年3月18日，宪法起草小组又拿出了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稿，在第三十六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增加了一款“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毛泽东在这一条旁批语道：“此条应采纳周鲠生意见。”

周鲠生对此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深入地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把这一款改为“决定同各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

钱端升，1900年生于江苏无锡，是著名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我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前夕，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团体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钱端升被推举为副会长。这个学会即现在的中国法学会的前身，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成立的，由董必武担任会长。

钱端升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为第一部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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